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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支持改善日中关系 world.people.com.cn/n1/2018/0427/c1002-29955502.html Apr 27th 2018, 00:00
日本型现实主义在战后日本国际政治思想的诸流派之中最具影响力,其代表人物更是深度参与了日本外交决策的制定。比如,高坂正尧既是战后日本国际政治学的奠基人,又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府智囊。他不仅在学界和舆论界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,还直接影响了多届内阁的安全政策。近年的口述史与新公开的个人文件表明,高坂对“无核三原则”、旧《防卫计划大纲》和《综合安全保障战略》等政策的出台都发挥了直接的影响力。若泉敬作为佐藤内阁的“密使”推动了“日美核密约”的签订,更是充满“传奇”色彩。日本型现实主义可谓战后日本外交理念的缩影,时至今日,其思想的继承者仍然保持着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力。例如,“安全保障法制恳谈会”的半数成员是高坂的弟子或深受高坂影响的人士,“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”局长谷内正太郎与若泉关系密切,高坂的门生前原诚司曾出任民主党政府的外务大臣。 遗憾的是,欧美学者过于关注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,忽视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学术与政策价值。因此,研究日本型现实主义,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论争,构筑对日本外交政策更有解释力的理论。 一、日本型现实主义的萌芽 得益于战后民主化政策,在战争期间被迫停刊的综合杂志先后得以复刊,日本舆论界再度迎来繁荣。外交政策原本就是舆论界的重要议题,再加上占领期的日本把恢复主权作为首要目标,媾和问题遂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。随着媾和条约谈判正式被提上日程,日本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参与外交论争,试图借此推动现实政治。由此,战后日本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思想从起步阶段就沾染上了“舆论性”。并且,当时国际政治学者极为稀少,不少法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政治学家甚至哲学家、文学家都纷纷加入到这场外交论争之中。 (一)外交论争:媾和、军备与安全保障 二战后,日本知识分子大致分为“进步派”与“保守派”两类,他们围绕媾和、军备和安全保障问题唇枪舌剑。前者主张“全面媾和”、非武装与永久中立,后者支持“单独媾和”、再军备与《日美安全条约》。 1.“全面媾和”与“单独媾和” 1949年末美国表明尽早对日媾和意向后,吉田内阁以盟军总司令部为靠山,采取对美一边倒的政策,把与西方国家的“单独媾和”定为谈判方针,赞成在媾和后与美国缔结军事协定,维持美军驻日的状态。与之呼应,“进步派”为主的日本知识分子群体在同年12月成立了“和平问题谈话会”。针对吉田内阁的“单独媾和”意图,“和平问题谈话会”在1950年先后发表两份声明,系统阐述了“进步派”的“全面媾和论”。 然而,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,使得“进步派”遭遇严重挫折。小泉信三在1952年初发表《和平论》一文,率先对“全面媾和论”(以及“媾和后的中立论”)发起了挑战。小泉认为,“在美苏对立的现状下,日本不管如何抉择,都无法同时均等地满足美苏双方”,因此“全面媾和”没有现实性。 2.非武装与再军备 “和平宪法”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武力。1951年初,杜勒斯(John FDulles)在访日时要求日本尽早再军备,吉田内阁予以婉拒。但以此为契机,日本知识分子开始热烈讨论军备问题。 “进步派”素来立足“和平宪法”反对再军备,部分人士甚至崇尚不抵抗精神。他们设想日本在媾和后立足中立,依靠联合国实现自身的安全保障。而不少“保守派”认为媾和后的日本可以由美国来保障安全,没有必要再军备。 对此,山川均在1951年10月发表文章,较为系统地阐述了“进步派”的“非武装论”:第一,最小限度的军备不仅违反“和平宪法”,在核时代下也无法自卫,反而会给侵略者以口实。第二,美苏具有共存的可能性,况且对日本的攻击会引发全面战争,苏联不会直接动武。第三,再军备(以及修宪)有可能造成军国主义的复活,必须予以阻止。 针对“进步派”的非武装论,福田恒存指出:“非武装论”的重要前提——美苏的和平共存——缺乏直接证据,批评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“二分法”过于极端。他认为苏联的和平意志真假难辨,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,“日本这样的小国无论如何也必须与强大的国家合作”。 3.永久中立与《日美安全条约》 “进步派”主张日本在媾和后执行永久中立政策,由联合国来负责日本的安全保障,“保守派”则希望由美国保障日本的安全。1957年岸信介内阁上台后,随着新安保条约谈判的推进,安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外交论争的焦点。 “进步派”的中立论主要基于四个论点:其一,《日美安全条约》不仅无法完全保障日本的安全,还有可能将日本卷入美苏全面战争。反之,中立有助于缓解东亚的紧张局势,从而改善日本的安全环境。其二,《日美安全条约》使日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从属于美国,损害了日本的自主性。其三,中立符合“和平宪法”的基本精神,《日美安全条约》或使军国主义复活。其四,《日美安全条约》阻碍日中关系正常化,而中立可以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。 面对声势浩大的中立论,林健太郎毅然表示支持《日美安全条约》(及修订),并指出,美苏关系在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议后升温,日本卷入全面战争的风险日益下降。然而,这股和平共存潮流的基础是美苏均势,故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仍旧不可或缺。《日美安全条约》与“和平宪法”的条文尽管有出入,但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调和。他也赞成改善日中关系,但认为这与《日美安全条约》并不冲突。 (二)“现实主义”的诞生 “保守派”最初并未自称“现实主义”,反倒是“进步派”给“保守派”的观点贴上了“现实主义”的标签予以批判,无意中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萌芽。 高岛善哉最早在舆论界使用“现实主义”一词,批判“保守派”的“单独媾和论”是“低俗的现实主义”。务台理作亦把“单独媾和论”看作“现实主义”,认为其缺乏理想与和平的精神。末川博同样批评“单独媾和论”的“近视性”,指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“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”。随后,丸山真男在1952年发表了《“现实主义”的陷阱》一文,批判“保守派”的“现实主义”。他列举了“现实主义”的三个特征,即简单地向既成事实屈服、只强调现实的一个侧面、追随(政治)权力选择的方向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,坂本仍然称“保守派”的“现实主义”为“既成事实主义”,小林直树亦认为“现实主义”是一种“追随权力的态度”。 从他们的问题意识中,可以找到下列共同点。 其一,“保守派”重视权力政治,认为冷战的本质是美苏权力斗争,强调军事力量与安全保障的必要性。 其二,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安全保障方面,“保守派”始终担忧苏联的威胁。 其三,“保守派”不满充斥舆论界的“一言堂”现象和“二分法”论述。“保守派”极为反感不少“进步派”常摆出“战争对和平”“苏联是善、美国是恶”等“二分法”、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做法,希望纠正舆论界的这股“不良”氛围。 尽管“保守派”批判“进步派”的“二分法”,却也同样未能脱离意识形态。他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,背后暗含的“苏联是恶、美国是善”的冷战思维,亦是一种“二分法”思维。正因为如此,“保守派”与“进步派”各执一词,舆论界出现分裂。如果无法排除意识形态,外交论争就难以产生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实质性结果。 二、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 安保斗争结束后,池田内阁主打“经济牌”,积极推进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》。日本经济实现腾飞,1968年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。日本的经济大国化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中产阶级的增加使保守势力获得了更多支持。在舆论界,“进步派”的影响力逐渐衰退,“保守派”的言论空间有所扩大。 (一)超越外交论争 日本型现实主义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,其根源在于高坂正尧等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的问题意识。他们对“保守派”的思想既有继承,又有批判。 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同样重视权力政治,反感舆论界充斥的“二分法”论述。 相比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“保守派”, 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希望外交论争能够更加理性化,摆脱意识形态思维。他们之所以追求理性,是因为此前的“二分法”外交论争缺乏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成果。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现实政治中,保守、进步两派的对立与冲突,使双方更关心“站队”,而非具体的外交政策。对此,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希望“进步派”与“保守派”、朝野之间达成共识,为日本外交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。 (二)“现实主义”的革新 1.高坂正尧与新的“现实主义” 以理性与共识超越此前的外交论争,是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的问题意识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他们对“现实主义”加以改造。萌芽之初的日本型现实主义没有明确权力与价值的关系,而价值是“进步派”思想的出发点。 高坂首先批判“进步派”,“理想主义者们过于强调道德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,缺乏对如今依旧支配着国际社会的权力政治的理解。没有权力支撑的理想不过是幻影,这在今日也是不变的事实。如果不充分理解权力政治,我们倡导的理想就会成为没有实体的‘空中楼阁’”。同时,他又指出了“保守派”存在的问题,“如果不考虑国家应该追求的价值这一问题,现实主义恐怕就会陷入现实追随主义或犬儒主义。只有把价值问题纳入其中进行考量,(我们)才有可能追求从长远来看更符合现实国家利益的政策”。 高坂的立场可谓“新现实主义”。他的观点奠定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基调,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。比如,永井阳之助把“进步派”的见解视为美国式理想主义,指出其底色是“善恶对立”的“二分法”、外交的孤立主义与道德主义。在批判这种国际政治观、强调权力政治作用的同时,他又主张日本外交需要“吸收了全民价值的长远目光”,在实现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构筑和平的国际秩序。这些看法显然反映出了新的“现实主义”的逻辑。 2.权力的多样性 立足新的“现实主义”,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不同于只重视军事力量的“保守派”,而是主张权力的多样性。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中,高坂把军事力量、经济力量、政治力量以及支配舆论的能力都视为权力的构成因素。这一见解在他两年后出版的著作《国际政治》中发展为“国际政治是力量的体系、利益的体系、价值的体系”这一著名论断,即一国的权力既包括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,又包括“软实力”。 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尤其重视非军事力量。用高坂的话来说,“由于以核武器为中心的武力体系的破坏力显著增强,军事力量不再是执行政策的合理手段……作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的重要构成因素,非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了”。在他们看来,虽然军事力仍旧不可或缺,但大国间权力斗争的焦点已开始转向经济、科技等其他领域。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,这种观点在日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。 3.均势与和平 尽管指出了非军事力量的作用,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终究与“保守派”一样信奉以均势求和平的理念。高坂认为,“均势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,实际上构成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”。均势有效阻止了美苏发动全面战争。 另一方面,他们也意识到均势并不完美。高坂承认,“均势原则说到底只是苦肉计,没有超越健全的常识,无法保证稳定的和平”。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主张在维持均势的前提下,“各国维护自身的理念与利益,通过行动创立国际法,提高联合国的权威”,渐进地实现和平。 三、日本型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“处方” (一)“吉田路线”与“海洋国家” 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把外交论争的重点转向了具体的外交政策。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,在反思“吉田路线”后提出了“海洋国家”论。 高坂认为,自主性不足是日本外交的最大问题,日本需要重新定位国家方向。战前日本在亚洲与西方之间摇摆不定,但战后日本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,“对日本而言只剩下一条道路,那就是彻底‘脱亚’,作为‘远西’的国家全力谋求发展”。他批评战前日本没有成为像英国那样的“海洋国家”,是因为缺乏对外开放的欲望与广阔的视野,战后日本受“吉田路线”的影响或将重蹈覆辙。 在他看来,“海洋国家”既是地理和经济概念,又是精神和政治概念。一方面,日本需要利用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,积极通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;另一方面,日本应该推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,逐渐增强自己的实力。这种“海洋国家”论尝试修正“吉田路线”,至今仍是日本政界与学界的一种代表性见解。 (二)“中等国家”与非核武装宣言 日本要成为“海洋国家”,必然需要安全的外部环境。因此,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在提出“海洋国家”论后,再次把重点转向安全保障问题。 核武装问题在日本受到关注的直接契机,是法国战略学家加洛瓦(Pierre Gallois)在1964年访日时的发言。他强调拥核对法国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,建议同为“中等国家”的日本也进行核武装。这一观点被整理并发表在《中央公论》上,引起轩然大波。不只是“进步派”,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也明确反对核武装。 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虽然反对日本的核武装,出发点却与“进步派”大相径庭:《日美安全条约》与自卫队能够保障日本的安全,“非核武装宣言”又能强化日本的“软实力”与“和平国家”的形象,何乐而不为?若泉在舆论界支持日本的无核化,却又作为“密使”促成了“日美核密约”,其中就反映了这种逻辑。崛起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对核武装的两面态度,在战后日本核政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痕迹。 (三)日中邦交正常化 在单独媾和后,日本与苏联、东南亚各国、韩国的关系纷纷改善,日中关系却始终难有突破。无论是“进步派”还是“保守派”,都希望改善日中关系、尽早恢复两国邦交。 高坂认为,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,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,未来将给国际政治带来重要影响。因此,日本需要摒弃意识形态思维,立足权力政治的视角制定对华政策。 从中美苏“三极结构”的认识出发,永井认为,在中苏分裂的局面下,中美关系有可能实现调整。日本可以通过扩大民间交流、经济合作、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等方式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,并斡旋美中关系。卫藤沈吉认为,中国问题事关日本的安全,建议日本不干涉台湾问题,加强对华经济技术交流,在改善日中关系的同时成为“美中之间的桥梁”。 显然,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支持改善日中关系,正是基于对新中国潜力的冷静评估:日中邦交正常化符合日本的安全利益,日本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。并且,他们正确把握了中美苏三足鼎立的东亚格局与三者的实力消长,期待日本改善对华关系并在中美之间斡旋,颇具战略眼光。 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不同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,这一日本型现实主义萌生于战后初期至1960年的外交论争。当时,小泉信三等“保守派”重视权力政治、担忧苏联威胁、不满舆论界流行的“一言堂”现象与“二分法”论述,支持“单独媾和”、再军备与《日美安全条约》。这些观点被“进步派”贴上“现实主义”的标签加以批判,日本型现实主义由此诞生。然而,萌芽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过于重视军事力量,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,高坂等新一代“现实主义者”试图以理性与共识来超越此前的外交论争,提出了权力与价值并存的新的“现实主义”,促成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。崛起期的日本型现实主义主张权力的多样性,追求在均势下渐进地实现和平,建议日本以“海洋国家”为方向,反对核武装,呼吁尽早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。 革新势力在冷战后的衰退反而促成了一种虚假的共识,导致日本外交迅速走向保守化,违背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初衷。在安倍内阁的外交政策日益右倾化的今天,回顾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原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(作者系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)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《日本学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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